吴敦义表示台湾空污费征收原则是不占消费者便宜

对企业重要经营决策、规章制度、合同进行法律审核国有企业法律顾问对企业经营管理行为的合法合规性负有监督职责，对企业违法违规行为提出意见，督促整改。

某种程度上，合同的政府规制色彩更加浓厚。[9]《西安市养老机构公建民营实施办法（试行）》（西安市民政局西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西安市财政局，2021年11月3日发布）[10]参见江嘉琪：《公私法混合契约初探——德国法之观察》，载《中原财经法学》2002年第9期，第100页。

这也再度表明，如果单纯从诉讼角度来看，并不能关照此类契约中政府保障的面向，尤其是无法解决其中公共性的确保问题。[7]《民政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公办养老机构改革优秀案例的通报》（民办函〔2020〕106号）。在这种意义上，包括公建民营养老模式在内的机构养老属于家庭养老的补充模式。也就是说，在我国，机构养老并非老人的最优选择。[5]参见黄娟：《行政委托内涵之重述》，载《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10期，第150页。

推及至其他领域，如保障性住房提供领域的契约适用，其公共性目的本就在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通常来说，通过事先的主体资格审查，可以相应减少后期的监管成本，提高招标成功的可能性。随着公法私法界限日渐模糊，私法上的诚信原则及其精神价值逐渐被导入公法领域，对行政机关具有规范价值，《行政许可法》上信赖保护原则就是明证。

对法律目的的认可不像学习知识那么简单，需要将其完全内化于心，肤浅地了解和认可，与刻板地执行法律并无差别。虽然合理性原则涵盖公平、公正，其中亦包含有对善意的要求，与善意履职稍有竞合，但此善意与彼善意还是存在明显不同。后两种则是由组织结构本身及外部因素带来的障碍。(18)加拿大法律亦有善意履职免责条款，《评估复审委员会法案》规定委员会成员依法案的善意履职或行使权力行为不受起诉或其他法律程序追究。

(37)参见(美)理查德·斯蒂尔曼编著：《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竺乾威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0-87页。内部纵向沟通问题有两种。

(43)诚实信用原则的本质属性有三个层次：一是诚实信用原则是市场经济活动的道德准则，诚信原则不仅要求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还要求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公职人员的分工和专业化是我们长期追求的目标。(39)沟通机制的复杂性要求，不能将所有希望都寄托于组织方式的常规改进，而是需要特殊制度来应对，例如建立合理的检举控告制度。一、善意履职的缘起和语境设定传统行政法基本原则对行政活动的内部工作机制和公职人员的主观心理状态有所忽视，导致法律实施效果不彰。

再如，依法行政与服从上级也经常发生冲突，导致公职人员从个人前途利益出发趋利避害，最终损害公共利益。(34)三是扭曲法律目的，服务于地方、部门等小集团利益，唯上是从、上行下效、新官不理旧账，因其往往并不服务于特定个人利益，所以容易被特定群体所遵守，公职人员明知存在问题，无奈被潜规则裹挟，只能选择顺从潜规则，使其成为一种制度性、机制性的非善意。事实上，政府伦理法应该规定哪些内容，在拥有不同行政文化和制度的国家之间，是很难达成一致的。(48)与直接下放行政权限相比，还有一种跳出权力思维的非典型简政放权，并非直接授予权力，而是靠保障和维护公务员权利来实现，且不会引起伴随权力收放的治乱怪圈。

第二种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过度强调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激励机制，而忽视品德培育机制。2.职业伦理的评价与指导机制不良公务活动的调查机制，不仅针对行政机关，也指向特定公职人员，而且涉及对他们主观状态的调查，使得调查面临困难。

其次，善意履职展现出公职人员动机与行为的一致性，而非虚伪矫饰。(19)3.中国立法和审判实践中的善意中国法尚未明确规定善意履职原则，但在《宪法》《监察法》《公务员法》《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法律中，已经可以寻找到该原则的规范来源线索。

②马怀德：我国的行政法律制度，《中国人大》2020年第14期，第53页。与此同时，监察调查还具有程序相对完善、调查措施效率较高等优势。(28)参见(英)马丁·洛克林：《公法与政治理论》，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58-359页。目前，除了可能在违法调查或监察调查中偶有涉及行政机关或官员的主观方面考察外，我国还没有建构起对非善意行为进行调查的专门机制，但有些欧洲国家在监察专员制度建构方面已然迈出了实质步伐。(二)善意履职的实现路径公职人员究竟会为善还是作恶，在个人品德因素之外，还取决于行政活动作成机制的设计是否科学合理。善意往往隐含于诚实信用原则之中，而诚实信用原则本身的法律内涵清晰明确，其目的在于实现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实质性公平，其作用机制就是利益平衡机制，给予法官在利益平衡上的自由裁量权。

公务员考核制度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始终难以达到理想状态，个中原因比较复杂，但欠缺明确的职业伦理考核指标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在行政法总则的指引下进一步制定行政法的分则，最终形成一部体系完整的行政法法典。

同时，应尽量避免适用固定化的评价指标体系，要发展综合考量和动态评价机制，这是为了避免公职人员产生目标替代的错误行为导向，即将评价指标视为工作目标，而不再追求法律实施的实际效果。罚款指标是更为明显的自利行为，办案部门可以从罚没金中留下一定比例的经费，为本部门创造收益，所以执法人员被分配了罚款的任务。

实践中更多的是不那么强烈的冲突，处理起来会更加困难。另外，《公务员法》(2018年修订)第49条还规定了诸如忠于职守、积极工作、遵守纪律、廉洁奉公、作风正派、办事公道等职业操守义务，之所以要强调这两条规定的内容，是因为它们是弥合法律缺陷、行政组织缺陷的重要工具。

1.内涵厘定：与合法性、合理性原则的差异善意履职原则与合法性原则内涵区别明显，与合理性原则的内涵稍有重叠，但仍有明显差异。(70)参见姒鹭：《行政伦理法法治化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51页。尤其是在举报非善意行为时，被举报对象大都没有明显的违法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举报或不举报、如何举报，涉及许多微妙的因素。(45)如果私法领域的情况还不足以充分佐证，那么，公法领域对最接近私法上诚实信用原则意涵的信赖保护原则的广泛适用，(46)则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诚实信用原则等具有内涵稳定性、边界清晰性和司法可评价性等特点。

进入专题： 善意履职原则 行政法总则 。由此观念引发的现实危害后果是有些地方过分强调政治素质、思想觉悟的重要性，而忽视职业伦理的考核，或者以考绩代替其他考核、以民主评议为主要考核手段，导致公务员把处理人际关系当做头等大事，价值体系出现严重扭曲。

但这还不是最棘手的，因为此类冲突情形往往还能找寻到有相对明确且符合一般道德认知的答案。高等法院在评估政府行为后，依据澳大利亚《地方政府法案》第733条规定地方政府一些善意的行为不产生责任，裁决政府不承担责任。

(28)例如致力于消除贫困、减少污染、改善环境的法律，其正义性毋庸置疑，但如果无法很好地被执行，而是被拿来作秀，其结果必将归于失败。(17)有些立法和判例将善意作为权力行使者的免责事由。

法律重视一般情况，亦不排斥例外，反而需要以规范化的方式发展例外。公职人员不应满足于此，而应深入了解、认可法律目的，并且努力使其行为符合法律目的。许多涉及改善环境、降低污染排放标准的规定，没有真正落地，地方政府只在相当低的程度上控制污染，(29)往往只在发生严重事故后，才在上级压力下搞一波运动式执法。因此，简政放权不应局限在下放权力范畴，保障和维护下级部门和公务员的权利同等重要，这是实现善意履职必不可少的举措。

但对于低级别公职人员的调查，未必能够发挥相同作用，原因是他们在组织中地位较低，经常身不由己，许多非善意行为，未必是他们个人的意愿，可能只是被指使而已。(73)参见刘兰华：国外公务员伦理制度建设对我国的启示，《理论探讨》2010年第2期，第159页。

具体要求有四：一是前后一致地适用，谓之公平。当下，公权力领域的职业伦理失范现象还比较严重，职业伦理冲突亦大量存在，使得公职人员常常感到无所适从，应尽快建构现代职业伦理评价指导机制。

除了传统应对策略外，最重要的是对行政组织法、公务员法、行政程序法、行政伦理法等相关法律制度进行建构或完善，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其中分内应为之事，以及对特定事项的发生、发展、变化及其成果负有积极助长义务的，属于积极责任。